——鲍曼眼中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郇建立（原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 　
　　
一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是鲍曼针对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文明及其缺憾》（1930）而写的。鲍曼认为，作为文明或文化的现代性，它是关于“美”、“清洁”和“秩序”的，然而，在追求美丽，保持清洁和遵守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极端的例子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被视为“杂种”而被屠杀的事实。在纳粹主义看来，犹太人是肮脏的、丑陋的和危险的，因而应该被消灭，犹如花园里的“野草”。在一个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制的和安全的，然而，在一个非规则化的世界中，世界则被感知为极其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可怕的。所以，如果说现代性代表了确定性，那么，后现代性则代表了不确定性。
　　
　　 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压抑问题，并认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鲍曼在其《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鲍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规则化的/后现代时代，在此，个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社会功绩或罪恶都需要被重新评估。
　　
　　 “在你得到某些东西的同时，你也将失去另外的一些东西”。在鲍曼看来，文明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然而，你最需要你没有的东西。所以，鲍曼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类社会的缺憾，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幸福。
　　
　　二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是鲍曼的一个论文集，在该书中，他考察了道德、艺术、文化、宗教、性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并试图论证：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变得日益自由，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这无疑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后现代的缺憾。
　　
　　 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艺术中，不再有什么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艺术作品的意义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领域中。艺术不仅创造了图像，而且也创造了自身的意义，它给“没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没有认同的东西以认同感。”所以，意义总是处在不断定义之中；后现代艺术带来了意义永久的不完整性。鲍曼总结说，后现代艺术的意义就是向意义的艺术敞开大门。与意义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认同难题。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后现代人深受情感的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在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成了难题。如过说现代年代的认同问题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认同，如何给它一个可辨认的普遍形式，那么，后现代的认同难题主要是源于长期坚持任何一个认同的困难，源于发现这样一种能够终生认出的认同表达形式的不可能性。鲍曼认为，恰恰是这一认同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混乱与焦虑的源泉。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是整合社会的首要机制，由于消费者依赖于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如果没有选择，消费者便不复存在，所以，选择是消费者的特征，但消费者实际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也是不同的。在此，鲍曼指出，就消费者选择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被发现了，消费的提升导致了自身满足的不可能；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也被发现了，我们总是要求更多的自由——即使我们所所需要的自由是限制和禁止目前自由的自由。
　　
　　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而言，性是自然的，然而，它又充满了非自然的诱惑；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充满了危险。福柯在其巨著《性史》“导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发挥着现代权力机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作用。因而，鲍曼不会忘记考察后现代的“性”现状，他指出，在后现代，我们目睹了类似于家庭与生意相分离的家庭与性的分离，“性被抛在了大街上”，性活动不再与各种假设的义务相联系，不再与社会所赞成的规范相联系，人们从事性活动仅仅是出于感觉，为了身体的快乐。然而，与此同时，性的弦外之音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恭维女性的漂亮或妩媚很可能被审查为性引诱，而提供一杯咖啡可能被视为性骚扰。其结果是，人类关系由于失去了亲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体，进入这些关系并使之维持下去的欲望开始枯竭。
　　
　　三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提出了后现代性的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鲍曼指出，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当代生活的隐喻。他/她可以（并经常）是一个观光者或流浪者，即使在身体上没有移动很远。所以，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或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们都处在“完美的观光者”和“不可救药的流浪者”这一连续谱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或许，我们不可能完全是“完美的观光者”，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可救药的流浪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时是观光者和流浪者。
　　
　　在鲍曼看来，流浪者是观光者的对立面，犹如穷人是富人的对立面，野蛮人是文明人的对立面。流浪者模仿了观光者的风格。流浪者是讽刺漫画，它揭示了虚假美丽背后的丑陋。所以，他们的出现是令人厌恶与愤怒的；他们并没有被赋予明显的用途；他们可以被处理掉而不致于有什么损失或遗憾。然而，流浪者——使观光者变成英雄的世界的受害者，有自身的用途。如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他们是“功能性的”。生活在他们附近是不大好过的，但是，若没有他们，生活将是不可思议的。
　　
　　四
　　
　　1992年，鲍曼出版了一本最具原创性的著作《死亡、不朽与其它生命策略》。虽然该书的影响力可能不如其“现代性”三部曲或“后现代性”三部曲的影响大，但这是鲍曼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在该书中，鲍曼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现代社会的“禁忌”主题——死亡和死亡过程——进行了非凡的考察。或许是源于对本书的偏爱，所以，鲍曼愿意把该书的内容进行总结，并作为独立的一章放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
　　
　　鲍曼认为，人类死亡是在社会制度与文化内加以反应与处理的。就对死亡的反应而言，有两种不同的 “生命策略”：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死亡的策略：在此，不可解决的死亡问题变成了“在原则上可以解决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诸多具体问题。现代策略并没有废止死亡，但它驱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不仅会在我们的视线中隐藏一些人的死亡，如把那些垂危的病人交给专业人员照顾，把火葬厂搬离公共场所，拒绝默哀公开出现；而且，我们不再把普通死亡视为重大事件，它太平常了，犹如随身物品中的一件，它太熟悉了，以致于没有人去注意它。解构的结果是，死亡从观念和语言中消失了；然而其代价是，生活自始至终都处在死亡的可能性之中。
　　
　　“后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不朽的策略：在此，死亡——不可改变的事件——已经被消失行为所替代；消失者仅仅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消失。计算机写作取代了神圣的“原版”的观念，我们都很清楚，下一个版本将使上一个版本不复存在，它抹去了我们处于现在位置的道路上的所有痕迹。无疑，这会导致原创作品的消失，也会导致巴特（R. Barthes）所宣称的“作者之死”。现在，人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记录在计算机虚拟内存中，并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地位而被永久地纪念。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时，没有人能永久地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没有人永远地沉默在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只为“伟人”预留的位置，于是“伟人”消失了。
　　
　　鲍曼总结说，如果说现代性力争解构死亡，那么，在后现代时代，应该解构的是不朽。不过，两种解构的总体效果却是一样的，即死亡与不朽、暂时与持久之间对立的消除。不朽不再是对死亡的超越，它犹如生命本身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犹如转变成消失行为的死亡一样，也是不真实的。
　　
　　五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的“导论”中，鲍曼揭开了对自由的讨论，在“后记”中，他依然愿意对自由问题进行总结。当然，鲍曼不会忘记重申他在《自由论》（1988）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非对称性；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不自由。鲍曼把自由比作“游戏”，并指出，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与成功都是暂时的，失败者由于下一次获胜的希望而受到鼓舞，获胜者的喜悦也笼罩着失败的阴影，所以，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者并没有绝望，获胜者也并不自信，而且，参加者的体验犹如他们的命运一样是不确定的。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鲍曼指出，选择/自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在令人神往的自由与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之间，深受折磨的个体向往着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想“吃掉蛋糕之后还继续拥有它”，想充分享受选择的喜悦而不会因错误的选择而受到惩罚。不管怎样命名他们的担忧，其实，个体真正憎恨的是内在于自由的风险；他们所想望的是没有风险的自由。然而问题是，自由与风险同生共灭。因而，现代个体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要求更多的自由，哪怕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在本书的结尾，鲍曼赞成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泊沃里奇（W. Beveridge）的观点，自由需要集体的保护，个体自由并不能单单靠个体的努力就能真正地得到，与此同时，鲍曼还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决不应“为了社会/集体的目的”而牺牲个体自由，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号召。

作者: （英）齐格蒙特 鲍曼
译者: 欧阳景根

ISBN: 9787214035653 ［十位: 7214035650］
页数: 186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3-10-1

　　“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然而，“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
　　 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体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令人渴望的东西，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但我们可以对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本书中，齐格蒙特·鲍曼评估了上述的机遇和危险，并以其与众不同和充满睿智的方式，提出了重新评估的概念，这正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争论的核心概念。
　　 齐格蒙特·鲍曼是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的荣誉退休社会学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
　　 本书内容有：坦塔罗斯的痛苦；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分离的时代，或第二种型式的伟大转变；成功者的脱离；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渊源；承认权和再分配权；从平等到多元文化主义；结果：隔离区；多种文化，一种人道？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   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

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承受着贫穷和反犹太的痛苦，这些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都为鲍曼提供了直接的思考对象。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就是在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学位，师从波兰当时的知名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这时的鲍曼可谓仕途一片光明，但他没有料到，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消职务他是一个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他被共产主义的承诺强烈吸引着，他愿意作一个为崇高事业奋斗的战士。
　　
　　
　　鲍曼经历了希望，也饱尝了失望。从军队下来后，鲍曼就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于1954年起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50年代末去伦敦经济学院呆了一年，1961年，升为助理教授，并担任波兰最有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1959: Socjalizm brytyjski: Źródła, filozofia, doktryna polityczna [British Socialism: Sources, Philosophy, Political Doctrine].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60: Klasa, ruch, elita: Studium socjologiczne dziejów angielskiego ruchu robotniczego [Class, Movement, Elite: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61: Z zagadnień współczesnej socjologii amerykańskiej [Question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ology]. Warszawa: Książka i Wiedza.
　　1962, (co-edited with S. Chodak, J. Strojnowski, J. Banaszkiewicz): Systemy partyjne współczesnego kapitalizmu [The Party Systems of Modern Capitalism].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62: Spoleczeństwo, w ktorym żyjemy [The Society We Live In].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62: Zarys socjologii. Zagadnienia i pojęcia [Outline of Sociology. Questions and Concepts]. Warszawa 1962: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64: Zarys marksistowskiej teorii spoleczeństwa [Outlin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ety].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64: Socjologia na co dzień [Sociology for Everyday Life]. Warszawa: Iskry.
　　1965: Wizje ludzkiego świata. Studia nad społeczną genezą i funkcją socjologii [Visions of a Human World: Studies on the social genesis and the function of sociology]. Warszawa: Książka i Wiedza.
　　1966: Kultura i społeczeństwo. Preliminaria [Culture and Society, Preliminaries].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以上为波兰文写作，就目前来说，中国学者接触到的鲍曼基本不涉及到这些。
　　
　　
　　1972: Between Class and Elite.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 Sociological Stud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ISBN 0719005027 (Polish original 1960)
　　《阶级与精英之间：英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此书为鲍曼的第一本英文著作
　　
　　1973: Culture as Prax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SBN 0761959890
　　《作为实践的文化》，此书1999年有了修订版，增加了导言部分。暂无中译本。此书的英文版，我复印到了。
　　
　　1976: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ISBN 0841902402
　　《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无中译本
　　
　　1976: Towards a Critical Sociology: An Essay on Common-Sense and Emancip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SBN 0710083068
　　《论批判社会学》，无中译本
　　
　　1978: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London: Hutchinson. ISBN 0091325315
　　《解释学与社会科学》，无中译本
　　
　　1982: Memories of Class: The Pre-history and After-life of Class. London/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SBN 0710091966
　　《阶级的记忆》，无中译本
　　
　　c1985 Stalin and the peasant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dialectics of master and slave. Leeds: University of Leed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SBN 0907427189
　　《斯大林与农民革命》，无中译本
　　
　　在苏联解体之前，鲍曼关注的还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自87年，他开始转向现代性的研究，不久又转向了后现代性。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Intellectua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421047
　　《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
　　
　　1988: Freedo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ISBN 0335155928
　　《自由》，吉林人民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ISBN 080142397X
　　《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
　　
　　1990: Paradoxes of Assimil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这是本什么书，没听说过）
　　
　　1990: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An introduction for Everyone.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ISBN 0631163611
　　《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426030
　　《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此书与《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并称为“现代性三部曲”。）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hledge. ISBN 0415067502
　　《后现代性的通告》，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到了英译本。
　　
　　1992: 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10161
　　《必死性、不朽性与其他生命策略》，无中译本
　　
　　1993: Postmodern Ethics.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ISBN 0-631-18693-X
　　《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
　　
　　1995: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ISBN 0631192670
　　《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
　　
　　1996: Alone Again - Ethics After Certainty. London: Demos. ISBN 1-898-30940-X
　　《再次孤独：追寻确定性伦理》，无中译本，但我搞到了英文版的电子版。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ISBN 0745617913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学林（书名模仿了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
　　
　　（澳大利亚学者贝贰哈兹把《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称为鲍曼的“后现代性三部曲”。）
　　
　　 在阅读鲍曼的过程中，我认为鲍曼在98年开始明显地有了一个政治学转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谱系。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ISBN 0335201555
　　《工作、消费和新穷人》，无中译本。（感谢复旦友人帮我复印到了英文版。此书2005年出了第2版，我占有的就是第2版。）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BN 0745620124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
　　
　　1999: In Search of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1724
　　《寻找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409X
　　《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
　　
　　2001: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6343
　　《共同体》，江苏人民
　　
　　2001: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5061
　　《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
　　
　　2001: 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6645
　　《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无中译本
　　
　　2002: Society Under Sie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9849
　　《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4898
　　《流动的爱》，无中译本
　　
　　2003: City of fears, city of hopes. 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 ISBN 1904158374
　　《城市：恐惧与希望》，无中译本。已搞到英文版的电子版。篇幅不长的小册子。
　　
　　2004: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31649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流浪者》，无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在翻译。（听英国留学回来的朋友说，很精彩，可惜只能等中文版翻出来了。）
　　
　　2004: Europe: An Unfinished Adven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34036
　　《欧洲：未完成的冒险》，无中译本
　　
　　2004: Identity: Conversations with Benedetto Vecch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33080
　　《认同》，无中译本
　　
　　2005: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35148
　　《流动的生命》，无中译本（看来此书可与《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爱》并称为“流动现代性三部曲”了）  

魔法世界里的家长里短与爱恨情仇  

来源： 新京报  

   
  

《哈利·波特》的“血统”概念构建了书中庞杂的人物关系谱

　　现在，欢迎进入《哈利·波特》世界的繁杂的人物关系网。谁都不能否认，《哈利·波特》是当代世界文学史上情节最复杂的作品之一。

　　故事的核心是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关系，以及他们背后正邪两派的斗争。伏地魔是小说的最大反派，他和追随者食死徒拥有一个邪恶的野心：清理巫师中的血统不纯者，控制魔法世界并进而控制普通人（麻瓜）的世界。

　　小说之初，伏地魔杀死哈利·波特的父母后，却被襁褓中的哈利·波特的反弹魔咒击败，暂时丧失了法力和肉体。失去双亲的哈利·波特被寄养在佩妮姨妈家。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巫师，他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学习。在这里，他遇见了最伟大的巫师、伏地魔抵抗组织凤凰社的领导者邓布利多。同学罗恩与赫敏成了哈利·波特最重要的朋友。他们并肩作战，对抗伏地魔与食死徒。

　　正邪斗争中，管理魔法世界的魔法部属于特殊的第三方。一方面，魔法部需要抵御伏地魔及食死徒的进攻；另一方面，魔法部又不希望伏地魔复活的消息影响魔法世界的政治生活，也不希望邓布利多的势力太过强大。于是整个魔法世界的敌友关系变得更加混乱……所以，想要弄懂这些关系，请仔细浏览下面的人物谱，不要错过任何细节，因为里面概括了诸多情节。

　　活点地图：

　　小天狼星制造的地图，包含魔法学校里所有人的位置。在这里，你同样可以找到《哈利·波特》主要人物的关系。

　　■名词解释

　　●纯血巫师（pure-blood）

　　如果一个巫师从祖上传下来都一直是“纯血统”，所有能确认的祖先都不是麻瓜，那么他就是纯血统。

　　●混血巫师（half-blood）

　　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巫师，但至少有一个麻瓜父母或麻瓜祖父母的巫师。大多数魔法界人是此类。

　　●麻瓜（Muggle）

　　巫师们对不具魔法能力的普通人的统称。父母都是麻瓜的巫师被称为麻瓜出身。麻瓜出身的巫师又被称为泥巴种。

　　●霍格沃茨学校

　　（HogwartsSchool）专门培养巫师的魔法学校，是欧洲最著名的魔法学校之一。学校采用七年学制。下设格兰芬多、赫奇帕奇、拉文克劳与斯莱特林四个学院。

　　●魔法部（M.O.M）

　　小说中的魔法部是英国巫师界的行政管理机构，他们的基本使命是坚持不让麻瓜们发现这整个庞大的魔法世界体系。

　　●傲罗（Auror）

　　魔法部的职位之一，相当于魔法界的捕快，通常由最优秀的巫师担任。

中级巫师等级考试  
来源： 新京报  
　　终极巫师等级考试现在开始。严禁携带自动答题羽毛笔、记忆球、拆卸式夹带袖口和自动纠错墨水进入考试大厅。试卷都被施加了最严格的反作弊咒语，监考教授斯内普正看着你。念个心平气和咒，拿起手中的羽毛笔，开始答题吧！

　　注意：1.所有考题都是单一选择题。2.考生答题完毕后请自行查找答案并结算分数，并用猫头鹰将分数投递到魔法部魔法教育考试司巫师等级申请办公室，等待魔法部为您颁发相应巫师等级证书。

1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一
个角色是哪一位？
A.弗农·德思礼
B.麦格教授
C.邓布利多
D.海格
2弗农·德思礼先生经营的物
品是什么？
A.瓷器
B.刹车片
C.钻机
D.挂毯
3哈利拥有的第一把飞天扫帚
型号是？
A.彗星260
B.光轮2000
C.横扫七星
D.火弩箭
4哈利认为惟一一堂令人兴
奋的魔法史课是关于哪项内
容的？
A.密室
B.分院帽
C.格兰芬多之剑
D.魂器
5汤姆·里德尔在校期间，谁是
霍格沃茨的校长？
A.尼可·勒梅
B.狄劈
C.邓布利多
D.迪佩特
6邓布利多在厄里斯魔镜里看
到的是什么？
A.蟑螂卵
B.全口味豆
C.羊毛袜
D.小精灵
7哪位教授没有教过黑魔法防
御课？
A.斯拉格霍恩
B.斯纳普
C.卢平
D.乌姆里奇
8斯莱特林的幽灵是谁？
A.哭泣的桃金娘
B.差点没头的尼克
C.灰女士
D.血人巴罗
9赫敏的父母从事哪个行业？
A.兽医
B.牙医
C.会计
D.律师
10张秋的守护神是什么动物？
A.熊猫
B.丹顶鹤
C.天鹅
D.云雀
11凤凰社成员分成七组离开
基地时以下哪两个人不在同一
组里？
A.罗恩、唐克斯
B.亚瑟、弗雷德
C.哈利、海格
D.卢平、赫敏
12小天狼星布莱克的绰号是
什么？
A.大脚板
B.月亮脸
C.兽足
D.尖头叉子
13斯内普临终要求哈利笑一
下，原因是什么？
A.希望哈利不要太悲伤
B.哈利的样子像他母亲
C.乞求哈利原谅自己
D.微笑能使他复活
14雷古勒斯曾经在斯莱特林
魁地奇球队中打过什么位置？
A.追球手
B.找球手
C.守门员
D.解说员
15下列哪个物品不是伏地魔
的魂器？
A.格兰芬多之剑
B.拉文克劳之冠
C.赫奇帕奇之杯
D.斯莱特林之戒
16治疗师职业不需要以下哪
项考试获得E的分数？
A.变形学
B.魔咒学
C.魔药学
D.算数占卜
17飞天扫帚“火弩箭”是以什
么木材制成的？
A.白蜡树木材
B.冬青树木材
C.桃木材
D.橡树木材
18保加利亚国家魁地奇队的
吉祥物是什么？
A.媚娃
B.小矮妖
C.独角兽
D.凤凰
19在攻击事件中被石化的人
可以用什么解药救活？
A.魔苹果
B.毒蜘蛛
C.曼德拉草药水
D.独角兽的血
20哈利·波特小说的最后一个
词是什么？
A.well
B.scar
C.Harry
D.years

　　■评分表

　　每一试题分值为5分。

　　91-100：优秀，如果想当个傲罗，请致信魔法法律执行司。

　　76-90：良好，你好，魔法世界欢迎你的到来！

　　61-75：及格，难道顺利毕业就是你的最大理想吗？

　　41-60：差，你应该重修魔法史课程了。

　　21-40：很差，你很可能是个哑炮。

　　0-20：极差，你绝对是个麻瓜。

　　■答案

　　1、A2、B3、B4、A5、D6、C7、A8、C9、B 10、C11、D12、A13、B14、B15、A16、D17、A 18、A19、A20、A

　　霍格沃茨：

　　一座学校，巫师在这里学习魔法技能。考试是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重要的终极巫师等级考试。

哈利走了，阅读“魔法”将消失吗？  
来源： 新京报  
□金煜   
畅销神话即将落幕，《哈利·波特》终结篇上市引发美国出版界隐忧
在全球翘首以盼《哈利。波特》终结篇的同时，
这个畅销神话即将结束也引起了出版界的焦虑，
告别哈利，新一代们就会更不爱看书吗？

     到7月21日凌晨“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集上架，这个魔法世界已经来到世界上10年了。十年里，哈利。波特和他的伙伴们带给了世人什么呢？望望我们身边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在阅读，也可以看到听着iPod对哈利不闻不问的青少年。随着第7部即将推出，在人们对结局猜测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哈利。波特”现象也带来了空前的焦虑症，尤其是这套书热销是否影响了阅读习惯和趋势的改变成为眼下西方媒体一大争论焦点。

     儿童：他们开始喜欢读书了吗？

     这么多的儿童几乎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也许没有一本书能像这个系列一样深深影响了儿童的童年，那么孩子们的阅读习惯也会受到影响吗？但一份最新的美国联邦调查却显示，也许哈利对儿童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调查显示，凭兴趣阅读《哈利。波特》的儿童在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兴趣也逐渐在下降。

     在“哈利。波特”之前，还从来没有孩子们一大早就排着队等待新书上架的场面，而一些孩子此前还只能阅读一些篇幅很短的小说，却能一口气把700页的“哈利”读完。

     “《哈利。波特》无疑对孩子是很积极的事情，”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丹娜。吉奥亚说，“它让无数的孩子开始阅读长篇、复杂的小说，但问题是每几年只出一本的《哈利。波特》系列并没法改变孩子们越来越少阅读的习惯。”等到小孩进入青春期，真正喜爱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原因很多。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能力也在增长，因此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其他娱乐项目上。

     有些少年则快乐地沉浸在高科技的浪潮中，如iPod或Wii游戏机。某些教育工作者可能希望“哈利。波特”可以扭转阅读减少的事实，让孩子培养出终身阅读的习惯，但他们可能要希望落空了。阿瓦莱在7岁的时候，会大声把哈利。波特的故事读给他妈妈听，他和母亲还经常坐在后院里一起阅读，然而现在他已经15岁了，却完全变了。21日《哈利。波特和死圣》全球发行的那一刻，他将在一艘游艇上玩耍，谈到阅读，他说，“我没有很多时间在那上面，我更喜欢和朋友出去玩、聊天、看电影或打球。”

     今年的美国教育进展评估显示，通过对4年级到12年级的不同青少年的调查，四年级还有43%的孩子说自己完全是凭兴趣在阅读的，但这个比例到了八年级则降到了19%.和任何小说面临的问题一样，《哈利。波特》也同样面临了其他各种流行文化形式冲击。

     很多年轻人放下了手上的书，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是Youtube、《美国偶像》，还有层出不穷的漫画电影。

     无论是担心“后哈利。波特时代”青少年不再捧起书本，抑或认为小魔法师并没有扭转趋势的“魔法”，对游戏一代阅读问题的悲观论调似乎四处弥漫。

     但也有不少人并不如此消极，美国一家政府评估机构的主席卡米尔把阅读分为三种：为文学体验、为了解信息以及为完成任务而读书。他认为读文学书被过度强调了，而今天通过阅读掌握信息才是更重要的技能。

     虽然孩子们不爱拿起滋养了上一代人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但并不意味着阅读的未来就是一片阴暗。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的出版人必须时刻把新的阅读习惯放在脑子里，或许以后的“书”将不那么像“书”，更像博客或者电子游戏。关键问题在于，在新一代们逐渐忘掉书为何物的时候，出版界需要创造新的阅读形式。

     成人：父母也痴狂？

     无论如何，《哈利。波特》让成年人也读起了这套原本写给孩子的书，这是近年来出版界一大现象。

     56岁的艾米丽。萨尔斯曼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文学，她很喜欢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因为那些小说故事很多都发生在想像的世界中，她尤其喜欢上流社会中受压抑的激情故事，但是这一喜爱完全被更充满想像的一个世界盖过了。艾米丽像一个盼着得到泰迪熊的小孩一样等着本周六“哈利日”的到来。

     艾米丽和她59岁的丈夫自从读了两本《哈利。波特》的平装本之后就马上变成了J.K.罗琳的忠实粉丝。

     “这是关于人类成长的小说，充满了激情。”艾米丽说。

     而艾米丽还只是上百万成人哈迷中的一位，除了孩子们以外，哈利。波特的咒语也让无数成年人“中毒”。

     这些成人读者中，很大一部分是从给自己孩子的床前阅读开始喜欢上这本书的。

     “我觉得罗琳一开始就是为儿童而写。”纽约评论家基尼说，“但后来随着读者年龄层扩大，她也开始慢慢转换到一种特定的写法上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写作上的成熟。”

     根据调查公司Zogby的一份最新调查，美国5689名成人读者中，有近三分之一都至少读过一本《哈利。

     波特》，其中18到24岁的读者中至少阅读过一本的人则几近一半，而家中有小孩的父母则比家中没小孩的父母出现了更多的“哈迷”。而且所有被调查对象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称计划阅读《哈利。波特和死圣》。

     《出版周报》的编辑戴安娜。罗贝克说，“周五凌晨你来看，肯定会看见好多成年人像孩子一样排着队等新书的发布。肯定老少都有。”

国家GDP2007排名

     名次 国别 GDP（亿美元） 人均GDP（美元）

     1 美国 139800            46280
    
     2 日本 52900             41480
    
     3 德国 32800             39710
    
     4 中国 30100             2280
    
     5 英国 25700             42430
    
     6 法国 25200             41200
    
     7 意大利 20900           35980
    
     8 西班牙 14100           30820
    
     9 加拿大 13600           41470
    
     10 俄罗斯 11400          8030

     11 韩国 9920             20240
    
     12 巴西 9340             4930
    
     13 印度 9280             830
    
     14 墨西哥 8850           8140
    
     15 荷兰 7560             45880
    
     16 澳大利亚 7460         3590
    
     17 比利时 4470           43010
    
     18 瑞典 4470             48950
    
     19 瑞士 4310             57040
    
     20 中国台湾 3980         17520

     21 印度尼西亚3960        1590
    
     22 土耳其 3860           5130
    
     23 挪威 3760             80960
    
     24 波兰 3750             9840
    
     25 奥地利 3710           37800
    
     26 沙特阿拉伯3690        14250
    
     27 丹麦 3060             56380
    
     28 希腊 2630             23970
    
     29 南非 2560             6090
    
     30 伊朗 2520             3560
  
     31 爱尔兰 2480           58020
    
     32 芬兰 2360             45020
    
     33 阿根廷 2330           5840
    
     34 泰国 2270             3420
    
     35 葡萄牙 2190           20620
    
     36 中国香港 2050         29350
    
     37 委内瑞拉 2020         7360
    
     38 捷克 1690             16560
    
     39 马来西亚 1620         5950
    
     40 智利 1570             9450

         对于一家仍处于本土化进程中的跨国公司，当关于它的新闻从纯粹的负面消息变成了争议性事件，这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Google中国需要事实回答的问题。经历了舆论环境日渐苛刻的2006年，Google中国终于获得了短暂而珍贵的喘息时机：它展开了以产品开拓市场的战略，并推出了一款用户数量相对巨大的软件——谷歌拼音——而这又给它带来了新的麻烦。

　　某种程度上说，麻烦并不在于事件本身。与搜狐的纠葛虽然在短期内让Google中国成为被指摘的对象，但这几乎没有损害到用户的利益，于是来自各方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大量用户使用着谷歌拼音。

　　真正的麻烦，是Google中国很可能就此陷入新的恶性循环：如果与搜狗的权益不能有效界定，Google在中国推出的任何一款产品都可能面临同样的“侵权”窘境。对于刚刚在产品战略上取得可见成绩的Google中国，这是必须对内对外做好的一个艰难平衡。

　　这注定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它第一次证明了，Google这家美国网络业巨人，可以针对中国市场开发出一款流行产品；同时，它也暴露了Google享誉全球的80:20的产品开发策略，在中国移植时遇到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纷争频仍、缺乏自省与宽容的中国互联网业，Google中国成为了第一家明确道歉的公司。

原则问题

　　来自Google总部的三人调查小组2007年4月11日进驻Google中国的办公室，调查谷歌拼音对搜狗输入法的词库抄袭事件。是时，距“谷歌”之名发布整整一年。距离上一条坏消息——前大中华区联合总裁周韶宁于2006年12月31日宣布离职——Google中国只得到88天的安宁。

　　整次事件的起点，是4月4日Google发布中文输入法的4天之后，搜狐公司发布声明称，谷歌拼音抄袭了10个月前发布的搜狗输入法词库。当日，Google作出了言辞含糊的回应，称“该词库在试验阶段确实包含了一些非Google（谷歌）的数据源”，但第二天中午就发布了明确的道歉声明，承认自己的词库“确实包含了一些非Google的数据源”。

24小时间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如果说以含混表达实现不道歉目的是商界通行的游戏规则，道歉则承担着不小的风险：它很可能被认为是Google中国软弱、书生气、缺乏本土经验的表现，甚至，毫不意外的，一些海外媒体将道歉行为定义为“Google中国承认作恶”。是非论定后，有悲观者对本刊称，这是“Google的水门事件”：某个程序员的急功近利行为，体现了Google中国整体急切到近乎失控的急躁状态。言外之意是，如果有人应对此事负责，他应该是李开复（图）。

　　而据至少两名知情人士称，做出道歉决定的，正是李开复本人。

　　这未得到搜狐谅解，在其后的声明中，搜狐仍态度强硬地要求Google对输入法“断腕”。在搜狐看来，Google抄袭的，是搜狗输入法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即使在Google中国内部，也曾犹疑：一部分人站在法律规则和中国网络业规则角度看，认为道歉会给公司带来更多麻烦，另一部分人士则倾向于遵守Google多年来的价值准则—在现实困境与公司价值观底线面前，李开复选择了后者。因此，在遵循法务建议发布第一封声明的短时间内，Google终于道歉：这意味着Google中国选择了被非议但仍坚持道德底线。

进退之间

　　当然，承认犯错，并不等于承认作恶。Google中国终于意识到，它在产品质量方面欠缺监控。

　　虽然Google从未就此事做出解释，但词库抄袭缘由复杂。Google中国有意开发输入法，可追溯到2005年底，在当时的计划中，如果做出一款优秀中文输入法，甚至可以把相关技术提供给Google在日本和韩国的子公司。但在员工并未到位时，这个工作就被无限期的搁置。直到2006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前往Google实习，此事才终于启动。由实习生开发产品基础架构和模型，至少意味着一种风险：实习生离开时，产品移交需要大量的工作。

　　在当时，Google并非没有对具体产品开发的管控流程，但因每款产品各有不同，对于欠缺产品开发经验的中国团队，这并不是个轻易就能理顺的工作。而且，2006年下半年正是Google中国广受压力之时，绝大多数工程师的绝大多数精力被放在搜索质量的改善之上，产品的开发进程又必须按部就班，对于不少细节的考究就难以做到。即使转由专职员工接手开发，拼音的开发也只有一两名员工参与。
谷歌拼音的项目经理洪峰今年1月说自己的工作不是依照80、20原则，而是同时负责几款产品，时间分配“可能是50、30、10、10”。而他做的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是：“就像打游戏，血流到只剩最后一丝了。现在不是比较累，而是非常累。”

　　当时，问题也涉及到了对于搜狗输入法的看法，洪相当坦白的回答说：“那是个好东西，有很多对原有的输入法增强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再上一层楼”——显然，这样的说法很难出自一个蓄意抄袭者之口。

　　另一个难以被简单论定的问题是，Google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家倾向于信息开放的公司：它的原型Backrub把整个斯坦福内网复制到一台存储器之上，在未得到相关版权时，Google就为图书搜索业务扫描了大量书籍，甚至因私自存储大量电视节目而与好莱坞结怨。去年底它所收购的YouTube也是以先侵权后寻求合作的方式发展。

　　在这样一家并不缺乏“拿来主义”文化的公司，词库的直接使用并不是一件容易敲响警钟的事情。更技巧地把握学习与版权侵犯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Google从来都不是一家为了避免侵权冲突而自行扼杀创新动力的公司。

输赢

　　如果谷歌拼音还证明了什么，那就是Google在中国的战略正在成型。

　　除了向总部证明Google中国在产品开发上的原创性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它超脱了Google中国以往在本地产品开发过程中，针对百度的“见招拆招”架势。综观Google近一年本地化产品的成果：无论是地图、图书，还是热榜、移动搜索，无不带有与百度“分庭抗礼”的印记——在中国，Google被迫用这种方法试图直接挖取来自百度的用户。而拼音输入法的推出，则绕过了百度这个本土强大对手设置的前提，成为Google在华产品开发独立探索，“不被牵着走”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百度非正面交锋的“围棋路线”，已被证明初见成效：仅参考Alexa的统计，Google.cn的日均用户流量一直攀升。来自百度中高层的声音是，在百度所监控的搜索质量相关数据中，Google中国的网页搜索质量、稳定程度和产品开发都在明显改善，这令百度感到压力。

　　李开复今年1月底曾做出2007年Google中国的“市场份额将会戏剧性增长”的承诺。目前看来，搜索结果的改善、新产品的陆续推出，甚或是与迅雷、傲游等形式灵活的合作，都通过google.cn日益攀升的流量，证明Google中国对此承诺的履行和逐渐迫近。

　　但是，新的问题已经浮现出来。围绕谷歌拼音的争辩说明，市场依然希望这家全球最富创新口碑的公司在中国的分部能拥有超越现有水平的创新贡献。李开复及其团队在中国能否赢得尊敬，最终仍取决于他们能否开发出一些超越预期的产品。对于尚在补课阶段的Google中国，这需要更多时间，更多运气，及更多的企图心。（作者：骆轶航）

同乡“联姻”

　　邂逅许晖，令席氏雄心大振，并瞬息引燃打造中国“亚马逊”的宏大激情。

　　许晖，江西省南昌市人。1990年自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进入南昌市科委任职。一年之后，因为一场单位内部的派别政治冲突，自称成为“牺牲品”的许晖毅然离开南昌返回武汉。在导师的帮助下，许晖进入证券业领域，操弄实务、潜心修习，由此崭露头角。
曾号称“全国最大图书连锁店”的席殊书屋

　　在武汉，许晖先后筹备了一家证券公司，筹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协会，并得以进入政府全面控制的江汉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1992年，一批海外投资人访问江汉公司，公司内唯一深谙实务的“金融专家”许晖被推向前台，在该次对话交流中碰撞出“火花”。稍后，海外投资人团队中有成员游说许晖与之合作，共同投资城市信用社，背倚雄厚的海外资本，许晖很快通过关系拿到了组建两家城市信用社的批文。及至后来，这两家信用社被当地的城市合作银行全盘收购。

　　1996年之后，许晖认为金融领域投机风行、关系复杂、腐败频仍、充满危机，转而看好逐渐兴起的互联网经济，于是有意自旧有领域退出。之后，经由投资信用社时期的一位海外投资人的引荐，许氏加入MyWeb，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以经营网络电视业务为主的海外上市公司。

　　1999年，全球互联网迎来泡沫波峰，MyWeb亦被泡沫化，许氏建议公司董事会利用被高估的价值去收购传统产业。他的具体想法是，“比如一个图书连锁企业，做十年才值1000万，我们才做一年就抵他们几十倍，传统企业的大佬对此深感恐惧。但这不正常。不过可以转变。我认为应该往实业方向走，要进入真正的商业，而非做概念公司”。

　　但该项建议并未获得通过。是年12月，许氏在一次演讲间隙得识同为江西籍的席殊，初步交流，对之颇有认同。彼时席氏正遇资金吃紧，上下无着情状，意欲寻求解决策略。据许氏回忆，最初他只是给席氏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余兴未消，继而有意为之寻觅有资金筹集能力的合作伙伴。

　　“朋友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就不干，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席氏)。”许氏说。在他的眼中，席氏的出现与他主张MyWeb走实务商业路线是可以吻合对接的，但考虑到若要求公司与之合作，短期几乎不可能获得股东决议通过。因之，许氏决定先行个人出资收购席氏的一部分股权。此后，许氏向MyWeb递交辞呈，卸下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一职。

　　许氏述及这一选择时说道，因受亚马逊模式的影响过甚，当时有在电子商务领域一展拳脚的抱负。席氏的适时出现，使他萌生进入图书领域一探究竟的念头，若能使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进行对接，构建强大的网络销售模式，使连锁店、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三位一体，将使货物配送与流通更趋透明、便捷和高效。

　　抱持这样一重愿望，许氏介入了席氏的事业。新资方注入资金后，双方各持50%的股份，许氏出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席氏担任总裁。北京席殊书屋有限公司亦由此变更为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单的名称更替背后，预示席殊书屋体系旧有的商业模式正被悉数改写，而这种改写由许氏一手主推。

　　许氏本人亦承认，在他大刀阔斧的整合之下，原来的席殊书屋到后来“已不是席殊书屋了”，而是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和非常有效率的公司。然而，换言之，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替更多时候是由席氏而许氏的过渡，意味着许氏风格正在逐步崛起并确立其核心地位，而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外乎是建立在席氏模式的旁落之上的。

　　不可否认，这种改造或称之为全盘替换亦不为过的大清洗将“席殊书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许氏眼中，席殊书屋在图书行业里面极具产业优势，当通过网络将仓储、供应链、连锁店、俱乐部等环节全部置于总部实时掌控之下，原有优势得以放大，所有信息均可有效调配，效率大幅提高。

　　除了推翻席氏积数年之功树立起来的一套传统模式的僵躯残骸，使自己的最新模式得以顺利培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许氏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使长期紧绷而不稳的资金链条得以确保无虞。在其向席殊书屋注入资金之后，围绕许氏周遭的投资人随之跟进，行将崩裂的资金链即刻获得缓释。许氏用“要多少有多少、源源不断”等词汇来形容他曾给席殊书屋带去的资金流量。据他透露，介入半年之后，一个投资方的两千万美金很快注入海外账户，境外一些投资方也表示了投资意向。而全部原因只在于，他以及他所推行的公司结构、商业模式令他们看好。

　　用互联网运营思维去改造传统产业，一时之间，“鼠标加水泥”成为许、席“联姻”的业界佳话。但是，这段佳话仅仅只演绎了不到半年时间，即告完结。

　　“禁书事件”似乎是促使这段美妙合作瞬间破裂的一段导火索。1999年5月，席殊公司自没有图书经营批发权的一位书商手中批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沉沦的圣殿》540册。而早于1999年7月5日，新疆新闻出版局即向全国发出查销、禁止出版该书的规定。但席殊公司尚不知情，此后仍将此书评为当年的“十大好书”。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法规处翌年做出了吊销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大难临头，是去是留，谁来维系？双方进行了一轮艰难抉择，最终是许氏选择离开。许的离开同时代表着由其引入的国内投资方的撤资意志，席氏再次陷入困顿境地。许氏称，当时席殊公司是完全可以被接管的，席氏可以撤出，由他全部接管，但席氏最后否决了转让股权意见。许氏的意见再明确不过，即使席氏不愿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亦可转给信任之人，抽身退出，当所有问题平复之后，再行返回。这不失理性。

　　“他放不下。”许称，席氏身上有太多非理性色彩，因此，他后来不再选择收购，而改由撤出。由此可知，真正核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禁书而激起的权力更迭分歧。旧的商业模式为新模式所取代、创始人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势必需要重新确立企业的精神支柱，许氏无疑处于这样一种触手可及的位置。而这绝非席氏所乐于接受。

　　“席殊和我合作之时，事业处于一个危险期，”许氏非常清楚，席想挽救，唯一初衷则是为了获得资本。

　　据一位曾经供职于席殊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席氏的用意直白而且简单，“你把钱拿来，放在这儿，然后你休息去，等我把钱花完再说。”

　　这位人士透露，有鉴于此，许氏曾经试图绕开席氏，谋划率领手下的原班人马设立新公司，引入投资商另行运作。许氏不仅先行斥资使席获资金维持，且此后又不断引进外部资金，若不能够控制局面，则不免有被架空的危险，由此，许一直欲图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未能如愿。
“如果当时我持有的股份稍微多一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许氏称。

弱弱联合

　　“禁书事件”以及许氏此后的离去，虽令席氏一度陷于彷徨，亦对整个席氏商业构成覆亡式重创，但席氏并非没有喘息之机。

　　2001年11月，数度辗转引资均不能结成硕果的席殊公司与香港天卷控股有限公司高调合并，创立天卷席殊控股有限公司，席氏出任总裁。在这一起被当时媒体誉为中国民营书业第一购并案中，合作双方以“双剑合璧”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显然，席氏一手控制的席殊书屋体系此时依然以一副强势企业的面孔在资本市场里舞动长袖，外界或许并不清楚，席氏此时已然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香港天卷控股是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于海外的一个壳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一些创始人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互联网企业的基础上组建运营，走的是互联网模式，涉及的却是图书业，设立之初即欲打造图书信息技术运作平台，实施电子中盘策略，这一策略的全部内容在于，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网上图书批销业务。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批发商。”一位曾在天卷公司供职的中层职员描述道。只是，最初的业务并不成功。此后，天卷寻求引入一些新业务模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传统批销业务上，并启动了全国库存图书经营业务。

　　天卷的全部业务网络均在国内编织，在与席氏合作前后则处于巅峰期，业务链涵盖全国多数省份。但是局中人士透露，天卷在运营中亦有不小困难。2001年，天卷与席氏方始接触。

　　是何原因促使双方互相吸引？合并当年，席氏曾向国内媒体一语道破此中天机。他表示，北京天卷是业界颇有实力的中盘商，在图书批销领域占据相当地位，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天卷控股的国际背景、基础团队的国际化、畅通的融资渠道以及手中的大笔现金，都是珍贵资源。

　　此外，局中人士说，天卷素有两方面的业务优势，在出版方面业务做得较为出色，此外，天卷当时的库存书业务亦是自有特色业务之一，天卷可以以较低价格自出版社买进库存书，再通过书店与下游批发商销售。

　　“席当时的连锁有一定规模和业务基础，天卷也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和融资背景，双方都认为可以合作。”局中人士说。

　　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这又是一次相互需要的合作。在天卷一方，彼时互联网正陷于低谷，若想进一步融资和扩张，单凭一己之力，时间、难度均不小。“如果有一个全国连锁的平台，概念上可能会好一点。”

　　至此，真正的合并意图已然清楚不过。双方各取所需，共同致力的目标就是为了进一步取得资本市场的垂青，无论是自概念还是自实务方面，务求能使外界资方瞩意。但是，这种被局中人士称之为“弱弱联合”的举动未能取得理想进展，在资本运作方面，合作不算顺利，短时间内没有很快见到资本方面的成果。

　　局中人的解释是，时机与融资环境不成熟，互联网的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界而言，也不是很吸引。如果这一联合出现在环境成熟的2004年以后，事情可能会出现好的转机，或会有更多资本愿意进入。

　　融资无望，利益在短期内几乎不容易看见，加之内部治理观念愈往后矛盾愈显，这种合并亦在一年之后草草告结。局中人士称，两个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成长轨迹与道路，这注定会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席氏当年选择特许连锁经营的形式崛起于商界，模式本身无可诟病。只是席氏做这类企业不够成熟。关键之处在于，席氏掌控下的企业，只是他和他太太的家族王国，公司内部职员与构架均由亲属与同乡充任。而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企业天卷，则更为进步与现代一些，双方的观念冲突不可谓不严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双方因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控制均有矛盾，日常事务颇难融合，“管理方式不一样，对未来发展的模式和预期也不一样”。

　　分歧还出现在债务纠葛之中。天卷的到来，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席氏在庞杂的债务面前共同进退。据称，天卷介入以后，席氏的经营已经难以维持，现金流为负，不仅内部不能按时发放工资，且外债甚多，引资不得的同时，催债人频至，双方就此反复讨论债务安排问题，如何走出困境？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却又一直久拖难决。

　　局中人士称，席氏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由于历史问题堆积，短时间里不大可能会有外部资金注入。在此情况下，天卷亦曾如同许晖一样，有过收购席氏股权的念头。当时天卷席殊内部亦传有情绪，对席氏始终不肯罢手离开的做法深感疑虑。他们认为，如果席氏能将企业交出，也许后续情况会有所好转。但在这一问题上，席氏似乎未有让步。及至后来，由于看不到短期内有解决债务的可能，又无法找到新的盈利契合点，双方的合作兴趣烟消云散，历时一年的合并就此悄无声息地解体。

最后一次挣扎

　　不过，时隔两年以后，席氏再次高调亮相，与之一道由幕后走向台前的合作伙伴，已是一位携带着纯外资血统的法国人欧吉业——法国图书出版行业、书店零售行业的专业人士，擅长图书经营和特许经营。
　　1953年出生的欧吉业，在法国领导管理过一家以特许经营系统发展的企业长达7年，将之从一家当地的小型汽车租赁公司发展成法国第四大汽车租赁企业。它的盈利状况使得公司总部能够在巴黎上市。

　　欧氏自诩对图书行业极度热爱，同时对图书出版和分销怀有兴趣，称一旦有可能，即会将职业取向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法国先后成为了出版商和图书零售商，后分别拥有两家出版社和两家书店。

　　后来，他将书店与出版社悉数卖掉，并于2000年来到北京，从事书店管理工作。2003年，在北京五道口，认为中国可以给企业家带来许多收获的欧氏与北京一家连锁经营公司合资开设了一家书店。在此之外，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他还管理着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附近一家中法文化交流中心。这显示，欧氏的文化传播角色受到法国政府的扶持。

　　在曾供职于席殊公司的职员眼里，欧氏是一位固执、特立独行、自以为聪明但对于中国图书业又一无所知的人。还是在五道口开书店的时候，欧氏便要求他的书架要做成博物馆的格局，按照字母顺序由A起首依次排列码放图书，“最后读者往往会发现，特别畅销的书竟然挤在角落里。”

　　五道口的书店负债运营了不到两年时间，即在崇尚“品位”与“经典”的欧氏撤资之后关停。此后约在2004年末到2005年初，经过投资顾问出身的美国籍上海人、原美林证券董事第一副总裁吕明、财务管理专家罗伯特(作为置换条件，此二人后均出任席殊公司的董事)游说撮合，欧氏转投席殊书屋，自此进入另一次智暂的书业旅程。

　　据掌握的材料显示，欧氏曾认可席氏一手打造的“三驾马车”。在2005年春天于北京希尔顿酒店举行的新团队发布会上，欧氏表示，他准备在中国图书分销领域实现一种理想的模式，即建立一个独立书店的网络，以特许经营的系统组织，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中心系统负责图书的选择、未来店主的培训、给忠诚会员提供杂志、介绍最有价值的新书。而所有这一切，席殊都已经做了。“在碰到席殊和涂女士之前，我自己想做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为此我做好了为之长期奋斗的准备。”

　　欧氏似乎并未想到能够如此直接而轻易地加入席氏的团队，他曾认为那是一个不可接近的梦想。及至实现，他意识到，席氏希望拥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撑企业的发展，同时希望拥有这一领域的专家来帮助他提高管理团队的素质。这是一条被一再验证的规律，快速的发展必将伴随着重组的过程，一方面是资金重组，一方面是管理团队的重组。

　　迄今无人知悉欧氏究竟注入了多少资金，一位局中人士透露大体应该超过一百万美金。重组之后，欧氏成为新晋股东、主要投资者之一，出任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席氏夫妇仍分别为董事长、首席运营官。欧氏称，在完成资金重组以后，新团队将优化和加强管理结构，以使席殊公司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在资金方面，欧氏除了先行注资收购一部分股权之外，并先后通过一些国外基金向席殊公司注资。此后，业务模式亦被调整。在传统的门店连锁之外，欧氏团队创建了第三渠道，即专注于超市销售模式，与家乐福合作，通过直接入驻家乐福各分店的途径辟出市场，实现资金流转。在人事方面，欧氏引进了后来担任联席运营官的供应链管理专家罗雅德，并逐渐建立了一支业务执行者团队。

　　但是好景不长，五个月之后，欧氏决定退出席殊公司，不再注入后续资金。至少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迫使该种合作难以长久持续。

　　其一，资金黑洞无从填补。欧氏持股后虽然缓解了席殊公司的负现金流压力，但是，财务危机一直没能解除。新股东介入之后，对于原有的历史债务问题没有起到消解作用，后续资金亦不断被“蒸发”，只出不进，没有收入。这使欧氏对席殊公司那些“吃钱”的传统业务模式缺乏信心。局中人称，欧氏只愿意接受能带来收入的那一块。

　　其二，内部团队未能融合。欧氏团队与席氏团队的分歧曾一度发展到拍桌子的境地。表面上是人事矛盾，实质上是运营理念冲突。局中人介绍，欧氏在持股之后，发现原公司诸般行事风格不对路，即将负责连锁、财务、物流等部门召集起来，要求他们摆脱席氏夫妇的影响。两个体系相互掣肘干扰，至此，矛盾一发不可调和。

　　其三，治理结构混乱。欧氏团队虽然控制公司、维持运营，但在现金流不稳之时，财务预算频遭挪用。一位旧职员向本刊记者称，这是令他曾一直深表担忧的事情，“有时候我争取了一笔财务预算，去支取时发现钱没了。”

　　这位人士称，名义上法国人是控制了财务，必须由他们批准才能支取，但对旧财会班子难以控制。为此，欧氏曾着手组建新的财务团队，并引入法籍财务总监，但终告失败。

　　种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一时毕至，是年9月，以新面目示人的席殊公司宣告解体。当时，席殊公司尚在中国北方大力营建超市销售模式，在国外一边度假一边遥控公司事务的欧氏突然宣布了他的撤出决定。

　　上述职员说，“法国人出此一策，我认为他是看不到哪一天才能使负现金流变成正现金流。”

　　欧氏撤出之后，寻求以资产冲抵债权的方式兑现自己的出资，要求将超市模式、网络书店自席氏控制的“三驾马车”体系内剥离出来，由他独立引入基金重新进行整合。但此种谈判收效甚微。曾经励志要长期奋斗的欧氏只得自席殊公司全身淡出，再无踪影。

　　“我怀疑法国人也是在借用席氏的招牌圈钱，投资一个全国性连锁，然后去国外骗取资金”，一位当时在职的员工向本刊记者提出他的观感，“当法国人拿到钱后，又向投资方说这边垮掉了”。

　　融资频告失败，债务缠身的席氏在鹏润大厦23层高处不胜寒。又一年，在全国多地债权人的汹汹声讨中，席氏遣散团队，走下巅峰，12年危岌基业一朝垮塌、未得长青永驻。（文/《财经文摘》）

席殊书屋的末路之途

2006年在深圳东门的席殊书屋

　　仿若一夜之间，移星换月、风雨飘摇。冠集知识分子、书法家、商界领袖、民主党派人士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席殊，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此前后，席氏历时12年之久一手打造起来的图书连锁商业帝国亦尽悉陷于崩颓境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其背后到底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宿命？

败走鹏润

　　位于北京市霄云路6号的鹏润大厦，商旅如织、一派繁华。有幸入驻该座综合性商用物业A2306室的业主，现时犹有机会得识两扇物业封条尚未揭去的玻璃门，以及门后那一墙残存的“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的名称和标识。没有炫耀灯光的映照，缺少商务氛围的烘托，这间深处廊道底端，年租约120万元，总面积达602平方米的奢华商务场所人迹难觅、门庭冷落，只有前承租方留下来的一些故有痕迹，或能表明这里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而艰涩的辉煌。

　　2006年9月，承租人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搬离此地。自此，席殊及其苦心钻营多年的“席殊书屋”图书连锁商业体系随之辉煌告寝、黯然收场——此前的三年时间里，席氏在这座堪为北京顶级商用物业的23层费尽心思筹划和维持，方能保得整个“席殊书屋”系不至于一夕崩殂，且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地迎来了三年多的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时期。

　　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席氏雄心勃勃，欲图打造“中国亚马逊”，此后更是致力于民营连锁图书商业的谋取之道。及至今日，“中国亚马逊”的神话早已破灭，席氏倾力打造的商业王国亦陷于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接踵到来的债权人的催逼，使人疲于应付，亦系促使席氏及其团队顷刻解体、远遁他所的一个重要因素。局中人士透露，事实上早在2001、2002年，席氏已经深陷日甚一日的债务纠葛之中，为债所累。形形色色的债权人纷至沓来，以各种形式追讨债务的频次平均一个月竟有几十起之多。该人士说：“欠债很多，数目很大，短时间内几乎看不到有解决债务的可能。”

　　而有媒体获悉，席氏在经营书业的整个过程中，债务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1997年11月，席殊书屋有限公司在北京运营方满两年，其间曾有一次股权变更，北京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注册会计师对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进行验资。验资报告显示，席氏彼时的流动性负债超过114万。此后多年，在这一负债额基础之上，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连年积胀。现时的负债额度以及债权、债务链条究竟庞杂到何种程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但是，自债权人构成情况来看，或可窥见些微痕迹。调查显示，在所有债权人当中，包括上游出版社与供货商、下游特许连锁加盟店、旌旗席殊一批职员在内的主体构成了主要的债权人体系，轮番施压，内外交困。

　　没有确切资料可以显示旌旗席殊是自何时与诸多出版社结下不解债务之缘的。但来自出版社和供货商的追偿不可避免地将席氏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债务漩涡。在2004年，旌旗席殊经历了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次诉讼，该起官司因旌旗席殊迟迟未能偿还共和联动8万元书款而起。媒体报称，席氏当时的账面资金只有9000元，已然捉襟见肘。

　　该起诉讼迄今不见了结迹象。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表示不愿再述及这一桩陈年旧事，也未能做出最新说明。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由共和联动诉诸法庭开始，围绕席氏身前身后构织起来的一个略为隐蔽的债务黑洞迅即便被揭去盖子。一位知情人士说，旌旗席殊仅拖欠出版社的总款额就达1500万。

注定赔钱的商业模式

　　“他这种商业模式没办法不欠钱。”知情人士称，旌旗席殊的特许连锁经营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规模空前时期，分布全国的加盟书店一度达到800余家。此一过程中，旌旗席殊总部充任的不仅仅是这些书店的连锁授权人，更与各门店达成供货协议，成为唯一供货与配送主体。旌旗席殊总部与出版社等上游主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作为货品流通必须环节，出版社的图书需要经过北京总部配发给各地门店。

深圳席殊书屋一角

　　此时，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其一，当北京的货品发往全国各地之时，繁重的物流成本由之派生，且随着加盟体系的扩张而进一步膨胀；其二，由于信息流不畅，全国门店的积压货品难以及时被清仓收回，并不得及时返回上游供货商，受漫长的清仓周期所累，货品逾期不能退返交割，占压了资金。其三，在此情况下，若要确保面对门店的供货配送不被中断，总部除去将加盟店的铺货款尽悉投入到上游供货环节，且需要自行垫付一部分资金。当资金不济之时，则需要向上游供货商赊销，与出版商的债务关系必然出现。

　　与此同时，加盟店、内部职员的债务亦竟相堆积。旌旗席殊曾与加盟店达成协议，若供货中断或经营难以维系，加盟店可以申请退出加盟体系，总部亦将会清退铺货款及相应款项。但据调查发现，该项协议一直不能全面和如实兑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地级市、县级市的多数门店在近几年间陆续投入催债行列。

　　“一万块钱还是分四五次退完的”，2003年的一位加盟商说。

　　由于外部债务的困扰，旌旗席殊内部职员的工资亦出现青黄不接。一位据称被拖欠了几万元的前职员说，在他离开公司的最后几个月，公司工资偿付出现断档，很多员工持续数月未能取得工资。另一些职员在离开之后，旋即将旌旗席殊及其法人代表席氏推上被告席，要求席氏履行工资偿付义务。

　　一位职员称，在起诉旌旗席殊之前，其曾致电席氏，“他说，希望我理解。”

　　索债之风一直延续。至今，债权人已经无门可入。席氏自鹏润大厦之中撤走，由此被相当一部分债权人视作出于“因债亡命”之举而大肆加以讨伐，“席殊书屋”系的繁重债务链条亦经一些知情人士诉诸口笔而初露端倪，成为压垮席氏虽经年孤诣却始终危如累卵的图书连锁商业帝国的一根致命稻草。

　　不只是笨拙不灵的连锁模式导致席氏债务频生、接连溃败，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倾力打造以三驾马车著称的(连锁店、俱乐部、网络书店)“席殊书屋”体系、推进整个图书连锁商业于中国各地快速移植和复制的过程中，席氏日益在资金困局中泥足深陷、不得解脱。由于缺少雄厚资金流的支撑，席氏的商业行走注定成为一次战战兢兢的履冰临渊之旅，中道崩坏，并不意外。

　　这一切似乎均与闪电般的扩张有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历过短暂积累与蓄势之后，席氏即开始广泛推行自己的连锁模式。这为“席殊书屋”整个后续发展埋下隐患，及至后来，自有资金实力愈显孱弱不继，资金链条始终处于一种难以维系的不稳状态。

　　“前期资金不足，总是要想办法快速引入运转资金。”一位追随席氏南下北上创业奔波的旌旗席殊原内部人士说。在此前后的近十年间，席氏屡屡尝试摆脱资金束缚，他的主要致力目标也不外乎找钱。由于银行面向民营书店的谨慎贷款控制，自银行融资的大门一直不得叩启，不甘受制于资金困局的席氏转而奋起寻觅风险投资或战略合伙人，力图借助外来资金的注入挽颓势于即倒，但此种努力经过曲折反复、结果不甚理想。

四次融资均以告败落幕

　　自1999年至2005年的短短七年时间，席氏前后主要融资共计达四次之多，时序跨度不可谓不频繁。而这四次融资，最终无一不以告败落幕。

　　1999年9月，席氏试图引入加拿大龙源国际集团的资金，共同合作创立彼时号称中国最大的龙源席殊网上图书俱乐部。此项合作若得以展开，中国第一个网上书店将横空出世。但是，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合作突然告崩。

　　翌年春天，席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龙源实非大投资人，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只谈成了一笔300万元的最低投入资金，并商定，龙源回加拿大融资，而席氏则在国内筹备网站开通事宜。资金将在3个月内每月打入100万，网站将在2000年1月开通。但在此后，一直不见加拿大方面的资金到位，合作由之取消。

　　然而，此项已经通过书面协议实质性达成的合作之所以流产，事实上另有出入。

　　龙源国际集团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旗下拥有一家出版社、一个国际书网和一个中文期刊网，号称是一家以北美和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文化信息集团，主要业务以向海内外出售电子刊物内容为主，40%的营收来自海外。

　　龙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加籍华人汤潮、穆广菊夫妇。汤潮原籍甘肃省酒泉市，1978年由四川外语学院被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选送至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1981学成归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1986年复又赴加拿大，执教于约克大学。五年之后，汤辞去大学教务，改行从商。1991年，汤氏在加拿大创办了中国制造集团，业务涉及中、加市场的商贸往来，彼时颇有影响，亦为汤氏归国创业埋下根基。

　　汤氏表示：“有17个省市的经贸委去加拿大参加我们的展销会，这让我结识了中国诸多财经界人士，铺开了一条道路。”

　　1992年春节，汤氏携资进入中国海南，与中国银行驻海南地方分支机构及另一位当地商界人士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海南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经营。该次组合的三方颇不寻常，被外界誉为岛内“三龙”。
　　虽然拥有600家加盟店的庞大连锁体系，但席殊书屋并没有将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

　　之前数年，海南经历过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波浮，市场趋于低潮，土地过度廉价。汤氏自诩具有战略眼光，彼时海南地价贱卖到70元每平方米，“三龙”公司大肆圈地，以炒卖土地为务。到1993年，岛内地价每平方米狂飙至12000元，“三龙”趁势抛售”转眼便暴得财富。如是数番辗转，汤氏自心底里表示不喜欢，他说，“总觉得有一种投机致富的感觉，不是真正的劳动致富。”

　　时至1997年，汤氏斥资2000万于加拿大建立龙源集团，转而将所有精力倾注到毕生衷情的龙源书业上，通过互联网着手经营自认为稀缺且高价值的中文书刊内容阅读供应服务。汤氏拿出当年圈地的魄力，圈下一批国内书刊资源，与之达成合作协议，将他们的电子版内容通过网络平台有偿发布给读者。

　　此后，汤氏规划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图书网络。在他的计划当中，需要找至少这样两个主体进行合作，一方是国有背景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因其具备强势背景与政策优势，另一方则是在汤氏看来系出民营但富有经验的席殊。据汤氏称，国际图书总公司当时对共同投资建设网络书店表示了浓厚兴趣，但对于席殊怀持不小的意见，主张将之排除出局。

　　虽然国图执意冷落席殊，但汤氏与之可谓“一见倾心”，双方有着高度默契的合作意愿。向国图力挺席氏之时，在1999年，双方达成一项书面协议，按照时间表约定，汤氏将注资300万，收购席氏“三驾马车”之一即好书俱乐部70%的股份，这意味，席氏将交出图书俱乐部的控股权，改由汤氏全权控股。交换条件在于，汤氏将拿出龙源网上书店的一部分股权与之置换，席氏成为龙源的一席股东，但未控股，同时，席氏还将获得一部分资金补偿。

　　这桩交易可谓双方互为瞩意。汤氏表示，好书俱乐部拥有遍布全国的超过10万名会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客户群，对龙源的发展有着资源互补优势。而当时的席氏，资金链明显紧张。汤氏的介入，可以补充资金断档。

　　“我觉得当时他是看好我们的资金背景。”汤氏表示，龙源预备将资金投入中国，而且龙源拥有一套基于互联网运作的书业模式，席氏也极可能看好。

　　合作协议达成之后，根据约定时间表，汤氏对席氏展开合作前夕的尽职调查，欲图弄清席氏的全部家底，但据一些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席氏的实际情况与口头表述存在差异，诸如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差异、各项资产的有无等。该项调查进行中，汤氏没有将资金尽数注入，而是只投入了一笔10多万元的前期开办费。

　　“他可能欠了出版社很多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汤氏说道，即使如此，因为当时尽职调查尚未终结，他不能将钱全部注入。是年底，在尽职调查尚未全面告毕之时，汤氏回到加拿大过圣诞节。在此前后，席氏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席间结识了具有融合资金能力的MyWeb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许晖，双方一拍即合，稍后即高调宣布合作。龙源与席氏的合作由此意外搁浅。

　　“合不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合作的好”，时至今日，汤氏叙及此事时对席氏亦不免作评，认为虽然作废了合同，折损了十几万元资金，但当初自己选择息事宁人、废黜合同之举是明智的，因为此后席氏与后续合作者不是半路分手，便是不欢而散，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脚踏实地、投机式的、完全糊弄人，那是不长久的。”

寻根文学: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张承志
张承志，男，汉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市。回族。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短篇小说《雪路》《晚潮》《辉煌的波马》《北望长城外》《胡涂乱抹》《大坂》《顶峰》《美丽瞬间》等。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最新作品《鲜花的废墟》。

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当牧师，在那里度过了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在蒙古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中有一定成果，在小说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

初作是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并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第一届《十月》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黑骏马》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天》获1983年北京文学奖。《北方的河》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金牧场》。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研究。1987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退伍，现为自由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以来，分别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然、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若干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约六十部，主要有《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一册三河》、《北方的河》等。  

韩少功
韩少功（1953—）
        男，汉族，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69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汩罗县的农村插队。1974年调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发表作品。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月兰》（《人民文学》1979年4月）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的杂志《主人翁》任编辑。1984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到海南后开始主编《海南纪实》杂志。1996年与同仁策划文人杂志《天涯》，任杂志社社长。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因其标新立意的形式尝试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更多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是“不规范”的、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地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就如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所描述的；而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被体制化了的“规范”文化，则持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对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痴迷，《爸爸爸》、《女女女》则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寻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由起源向末日退化的形态，从中发掘出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合谋与斗争——由教室空间布局看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作者：孙含钰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视野》

文章摘要：本文通过对福柯全景敞视规训效果的引申，以及布尔迪厄的场域、吉登斯的反思性监控等概念的运用，来探讨一次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文章着重于对其中权力关系变化的分析，即在一间具有全景敞视空间布局的普通教室中，师生互动所展现的一种合谋与斗争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全景敞视主义 场域 反思性监控
     
      “在各种相互独立的要素的接触和联合只能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进行的地方，作为社会学的关系的旋转点总是处处都赋予固定的地方以重要的意义。”      ——齐美尔
    

引言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米歇尔·福柯运用了一个章节来讨论全景敞视主义及其效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全新的权力运作机制，能使权力非肉体化、自动化并具有高效的规训功能。这种规训模式由最初的监狱一步步扩散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最终遍及整个社会机体。由此看来社会也就成为一部永动的规训机器。人们身边各种各样的规训组件相互协作，用以确保这部社会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学校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正是在这个场所，教学过程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场域，规训的效用微观的再现于各个被分离的教室空间之中，师生之间合谋与斗争的权力游戏正式在此上演。
      福柯对教室空间中全景敞视规训效果的关注，是作为监狱式规训模式在全社会扩散现象的例证，用以支持权力的非肉体化过程和规训的自动化结果。全景敞视建筑的概念最初来自边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建筑设计本身所产生的看与被看的空间关系。福柯在这一空间形态中引导出了关于权力机制转换的论述。他指出教室空间布局就具有这种全景敞视的规训效果。由于只是一个例证，并未给予详细的论述，但此一教学空间中实际存在的权力关系又确是值得玩味。
      普通教室空间布局
      在具体分析一次教学事件中师生之间合谋与斗争的权力关系之前，首先对一间普通教室独特的空间布局有所了解是必要的。
      一间普通的教室大小一般以所容纳的人数多少来决定。一间标准的普通教室应该有前后两个门，推开前门首先看到的是教师的讲台。讲台由一个专门设置的距地面约20厘米的木制或石砌平台和摆放在其正中的一张体积大于学生课桌的教师用桌组成。讲台背靠黑板，正对着底下若干的学生课桌，这些学生桌椅之间前后、左右距离一定，呈水平平行，排列整齐，甚至固定在地面上禁止移动。当教师站在讲台上时，他对教室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必须是一览无疑的，因此没有哪个学生的小动作可以逃出教师的视线；相对而言，学生坐在座位上时却由于课桌的水平放置，因而即使被前排的同学挡住视线，他也会暗自担心正为教师所监视，于是，他必须保持似乎专注于课堂内容的良好状态，即使早已心猿意马。这样教室空间就产生了边沁全景敞视建筑的效果，“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唯一不同的只是边沁的囚室与房间变成了这里的座位，中心瞭望塔为讲台所取代。这种空间安排在学生身上造成了一种被囚禁者身上的有意识的持续可见状态。权力在此自动的发生效用，教室具有了持续的监视性效果，即使这种监视在实际上是间断性的。
      这样的教室空间布局能够自动的产生一种规训权力。这种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于是，无论讲台上站的是哪位教师，现在在教室中正在上什么课，教室的空间布局产生的都是同样的一种制约关系。权力成为可见却又无法确知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不平等和差异的机制，让由谁来行使权力，也就是由谁站在讲台上来授课变得无所谓。这样“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权力的效能转向表面，在这个可见的教室空间中，学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承担起权力压制的责任，并将这种压制自动的施加在自己身上。他们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于自身，“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权力于是日趋非肉体化，而且越是如此，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另一方面，体现在学生身上的这种被压制现象，也正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教师在教学过程这一场域中的权力是一种合谋的权力。学生为他们的被支配出了一份力。他们的这种屈从的性情倾向与产生这一倾向的学校教室空间布局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正是这种结构的对应关系，“给不平等提供了基础，从而为被支配者‘设下陷阱’，而在貌似公允的文字表面上，根本看不到这种不平等的任意和武断。”(((这种学生对教师力量的退让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的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化了的身体内部”，(((是一种“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化。”(((
      一次教学不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游戏”是布尔迪厄在提及场域概念时经常会用作类比的一个词。在他看来，场域与游戏的不同仅在于前者没有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规则。游戏者之间的“勾结关系”是他们竞争的基础。教学过程中的情况正是如此。基于教学过程一般都发生在教室这一特定空间中。因而在此我们仅把教室的四壁作为教学过程的疆界来进行探讨。
      “空间的唯一性传授给各种物体，只要它们仅仅被想象为是填充着空间的”，(((齐美尔在其《空间社会学》一文中的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教师在未进入教室正式上课之前，也就是在课前和课间的休息时间内，他是不具有在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权威的。只有当上课铃声响起，他步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他才在接下来的50分钟内拥有了教室这一空间所赋予他的特殊品质。
      上课铃一响，教师从教室前门步上讲台，直接进入为他设置的“中心瞭望塔”，熟练而迅速的担当起“监狱长”的角色，拥有了一种非个人化的规训权力。讲台成为一种向心可见性的权威化象征。底下坐着的学生都是全景敞视模式下的一个个暴露的可见体，他们被监视、被考察。教师只需时不时运用注视的目光就可以完成对学生的监控，因为每一个学生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实现自我监视。在此，权力具体而微的实施只花费了最小的代价。
      但教师的空间权威并不仅限于讲台这一固定的位置，在讲课过程中教师会时不时从讲台上走下，在学生课桌整齐划一摆放的过道空间中进行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讲台效能的作用范围开始扩大，随着教师向教室后排走去，教室内部空间布局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不仅仅是讲台，还包括教师身后走过的所有学生座位都变成了“中心瞭望塔”的一部分，而那些座位上的学生也在一种不知觉的状态下由一间间单独的“囚室”进入了“中心瞭望塔”内部，成为了分享监督权力的窥视者。由于教师背对他们，因而他们无需担心重新回到可见而又无法确知的被监视状态，大可尽情享受一种作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观察者的快感。同时，教师本人也被身后的学生所观察，他作为流动的权力之眼将监督的特权带到教室的各个角落。于是，教室这一全景敞视主义空间建构甚至成为“一个能够监督自身机制的结构”。((((但是，当教师一回头，从其转身走向讲台的那一刻起，一切又都回复原样，“中心瞭望塔”再次被固定于讲台，教师收回了与部分学生分享的监控权力。
      虽然教室是一个“权力容器”，但它并非只是竭尽全力来制造一些“驯顺的身体”。在这种师生共同在场的情景中，在教师权威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正是那些“权威形象以反思的方式激活了这些场景”。((((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尽管通过监视完成的纪律控制是一种生成权力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它仍然需要依靠那些受到纪律控制的‘主体/从属对象’（subjects）多少表现出持续性的顺从。”((((因而在他看来，师生之间的这种合谋与斗争的关系是依赖于许多条件的权宜性成果。借用他的话，一次教学过程就是“一次必须反思性地管理的面对面的交往，就此而言，它和其他任何面对面交往毫无二致”。((((这一点也许在课堂讨论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此时，课程进行到一半，教师突然提出要就某一问题进行随机的课堂讨论，因为教师在教学事件场中拥有特殊的规训权力和绝对的资本优势，因而他的提问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提问，暗含要求学生作答的命令。而学生考虑到自己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和位置，这时就有可能产生两中不同的策略性取向：一是学生积极响应教师的提问。在这一情况下，学生考虑到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的函数，认为他们在踊跃回答问题这一状况下，更有利于从教学过程本身获得自己所需的利益，因而他们遵从游戏固有规则，以合谋的方式完成教师的这一提问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是被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构成为积极而有作为的”。((((他们由正确回答问题或完全是因为积极踊跃的回答态度而得到教师的赞扬，提升自己在整个场域中的相对位置。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学生以绝对的沉默来回应教师的提问。因为考虑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和所占据的位置不能为自己在回答问题这一游戏中谋得更多的利益，学生普遍采取一种消极抵抗的策略，希望部分或彻底的改变游戏的规则。同时由于一次教学事件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权宜性后果，所以教师就有可能改变问题的提法，问一个难度较低的问题，或干脆放弃提问直接将答案公之于众。但如果教师坚持原来的问题不变，这里就会产生一种极端的情况：威胁和抵抗不断相互升级。对于维持例行的日常教学活动来说，这种绝对权威所导致的升级状况，没有师生之间“努力维持的讨价还价”((((来得有效。因而在一般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更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融洽气氛。
      终于，下课铃敲响了。教师与学生都从这种或合谋或斗争的权力游戏中解放出来。“中心瞭望塔”的作用神奇的瞬间消失，教师和学生又回到了互不干涉的平等状态。“监狱长”的特殊权威被封装在讲台上，留待下一节课的教师在未来的50分钟内重新开启。
      结语
      一次教学过程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小世界，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场域的效果得以在教室这一三维空间中得到发挥，任何一个与这一教学过程有所关联的对象，无论是教师或是学生，都不能仅凭其内在性质予以解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这一场域存在的原动力。教学过程发生的场域终究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师生力量的构型。但是由于其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布局及师生之间力量关系的不对等性，在教学过程中必然存在特定的等级性划分原则。教师的位置在根本上就是监狱长的位置，他始终处于教室空间的中心，是“中心瞭望塔”的代表，是流动着的权力之眼。而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监视的合谋状态中，并将这种不平等性内化于自己的性情之中。学生偶尔的反叛，以求改变游戏规则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的两难困境的一种表现罢了。
      正如齐美尔所言，“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因此对于观察者来说，它们（事物和事件）的空间性的形式的、正面的或负面的条件特别突显出来，我们能够在它（条件）身上获得各种现实力量的最清楚的证明。”((((
     
      注释：
     
      [1]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5页。
      [3] 同上，第227页。
      [4] 同上，第227页。
      [5] 同上，第227页。
      [6]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6页。
      [7] 同上，第26页。
      [8] 同上，第26页。
      [9]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10]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9页。
      [11]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9页。
      [12] 同上，第229页。
      [13] 同上，第229页。
      [14]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46页。
      [15]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1页。
      [16]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5页。
      [17]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 ——我看《读书》和《读书》事件
作者：钱理群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的讲话）
     先说一点我和《读书》的关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读书》关系最久远的一个，一般都认为我是《读书》的老作者，当然也是老读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并非《读书》的主要作者，可以说我始终是《读书》的团结对象，而非依靠对象。说“始终”，就是说，在《读书》的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只是一个投稿者外，在第二、三两个阶段我都处于这个位置。第一阶段是老师辈办刊，作者也主要是老师辈，记得我最早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是谈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的，能发一篇就很高兴了。到第二阶段发表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但那时《读书》很重视文人趣味和笔墨趣味，而我这个人恰恰最没有文人趣味，文笔又特别粗，因此，为《读书》写文章心里总有些虚。到汪晖、黄平时期，开始时，大概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文章还比较多，我也因此卷入到所谓“《读书》评奖”事件，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对象。不过，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我得到的那个《读书》最佳文章奖，因为那是《读书》的读者评给我的，而那时我正处在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大围剿中，我对《读书》和它的读者一直是心怀感激的：那是危难中见真情。但在此以后，我的文章就逐渐少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知识结构不太适应《读书》新的办刊方针。我对自己的边缘化，是坦然的。因为这正是我的自觉追求，早在1994年我就写文章，说自己的选择是“站在边缘位置，说自己想说的话，用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发言”。
     其实我和许多刊物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以至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都是一个“团结对象”。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论争中，我对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我也认为这样的命名不准确，这里是姑且借用）双方的观点，都有所赞同，又有所批评，质疑，或者说在同情、理解，承认其价值的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光。因此，两面都团结、争取我，又批评、批判我，团结我时说我“有见解”，批判我时就说我“糊涂”。其实我一点也不糊涂，所谓忽左忽右，坚持的都是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有时我也觉得尴尬，就从鲁迅那里去寻找说法，鲁迅说他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无法归类，“毫无立场”就是他的立场。我也愿意做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蝙蝠”，坚持以“我”为主，单枪匹马，独来独往，说自己以为之“是”，批评自己以为之“不是”，“什么都是”，就可以和各派都有合作，“什么都不是”，也就和各派都保持距离，坚守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局限性，希望听到各种批评，在和各种立场、观点的张力中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大概也是我今天发言的基本立场。
     这些话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今天的讨论论话题上。我要说的是，我在《读书》边缘化了，为什么还支持，甚至欣赏《读书》新的办刊方针？
     这是和我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矛盾、苦恼、痛苦的体认直接相关的。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其尖锐性、复杂性、丰富性，都是空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本来这是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时机；但恰恰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出现了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和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的两大倾向，导致了思想的淡出，批判性的削弱，问题意识的淡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脱离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失去了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愿望和能力。这正是我深感忧虑的。而且这忧虑同时就转化为我自己的学术危机和生存危机。我在1997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和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的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晚年的鲁迅那样，冲出宁静的学院院墙，面对和回应真实的中国问题（参看《寻求精神支援》，文收《走进当代的鲁迅》）。但对于我，有了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我很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走出校门，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作出行动的回应外，他的主要职责，是要做学理的回应。这就必须进行知识的更新。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所遇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而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做大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而《读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它直面中国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知识的更新，把大批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吸引进来，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公共问题结合起来，及时地，有时是超前地提出重大的问题，展开学理的讨论，从而形成某种公共舆论，造成社会影响，这就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民间参与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其作者队伍的变化是必然的。我这样的知识相对陈旧的作者的相对边缘化，一些有着良好的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一些音乐、戏剧、美术、建筑、考古-----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成为《读书》的主要作者，这都是杂志自身的知识结构的调整所必须的。对于我，则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视野的学习机会，因此，我总是津津有味地阅读《读书》上就我所关心，而又不甚了解的社会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并因此而寻找自己的回应方式。我的办法依然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不过这已是题外话，这里就不说了。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新挑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八十年代，我们也提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命题，但我们关注的中心依然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记得我的老朋友，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先生曾当面对我们对世界问题的漠然表示惊奇。但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这样闭门思考了，而必须面对全世界，我们的问题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问题。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两个挑战性的问题：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确立我们的独立立场？应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对此是缺乏思想与知识的准备的，像我这样的五十年代培养的学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几乎无法作出回应不说，由于八十年代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许多人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不仅隔膜，而且是漠视的，同时又膜拜于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缺乏独立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又及时地进行了知识更新，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的新发展继续保持高度敏感，及时介绍，同时又自觉地吸引东方世界——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的学者，以及台湾、香港、大陆研究亚洲、东方问题的学者，在杂志上展开了诸如“亚洲的病理”、“全球化与经济正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全球民主的前景”、“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等学术问题的讨论，并对国际重大事件，如科索沃战争，“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
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的声音。这都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这就形成了我的《读书》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能够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与全球的问题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因而有着开阔的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的刊物，尽管它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但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刊物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它和《随笔》、《南风窗》、《天涯》、《书屋》、《书城》等一起，都是我经常翻阅的刊物：尽管它们的倾向与办刊方针并不一致，但我都从中可以听到或一程度的民间舆论的声音。
     这就谈到了这次《读书》主编被撤换的事件。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人事调动，但它的一些作法却很不正常，而且它的性质是构成了一个事件的：在我看来，这是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读书》本来是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一份三联出版集团里的体制内的刊物，但它的主编却是三联出版集团外的，尽管两位主编也是有单位的，但他们是业余编刊，是一种民间参与，他们又是决定《读书》的办刊方针的，这样，《读书》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体制内的民间刊物”，因此形成了某种不利于控制的相对自由的空间。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而且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大学教育这些年体制化、官僚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完全置于新老教育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且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的支配性力量，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在其诱迫下，许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商业化与官僚化，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几乎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抵御的事实和趋势。于是，一些人寄希望于民间的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去年的“冰点事件”和今年的“禁书事件”、“《读书》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则发出这样的信号：当局正在“加强管理”的旗号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挤压、收编民间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这就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十分有限的言说空间、活动空间越来越萎缩，我们已经很难发出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声音了。
     我要说，这是一切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派，现在都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我要把“冰点事件”和“《读书》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就是这个原因。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事件是不一样的：《冰点》是因文章而获罪，对它的压制是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而对《读书》，是用更为合法的“管理”的名义，但其对舆论空间的打压、控制、收编的实质却是一致的，而且我要说，“合法的管理”将越来越成为体制对舆论空间的控制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新政治”，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因控制形式的变化而模糊或否认其控制的实质。还有人可能会认为，《冰点》事件针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读书》事件则是对“新左派”的打压；即使这种说法有点事实依据，在我看来，这正是说明，当权者、官僚体制并不关心你是左还是右，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在群众中有影响，它就不能容忍，就必要“管理”，打压与收编。因此，无论把《冰点》事件，还是把《读书》事件仅仅看作是对知识分子中的某一派的打击，而不看作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因此而陷入两派之争，那我们就上了大当。如果《冰点》事件中，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新左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现在的《读书》事件中，又有的人因为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那么，在明天、后天，还有什么事件发生（在我看来，这是必然不断发生的），会不会因自己的派别立场，而又沉默了呢？这样的一再沉默，我们就真的要被“分而治之”了。这绝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我并不想在知识分子论争中和稀泥，我也认为这样的论争是必然发生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必须限于学理论争的范围，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权力的力量来打压对方；我更不赞成的是，把对方看作势不两立的主要危险，主要敌人，我们不能只是扭作一团，而把主要的该批判的体制轻轻放过了。分歧既然存在，争论当然会继续下去；但争论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而且是完整的，不加分割的自由：争论对手不自由，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才有“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的原则。面对体制有计划地频繁出击和打压，我们必须超越分歧，共同抵制体制的扩张与官僚化，捍卫我们自由思想，独立言说的权利。尽管我们无力阻挡，但至少要发出抗争的声音。——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话。我知道，我的这番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在当下对立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很难实现，有人可能又要批评我“糊涂”和“天真”，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必须说出来。
     最后说一点：每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我们总会产生某种无力感。希望何在呢？于是，我总要说起我的三点“乐观主义”：一是中国人口多。这意味着：尽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仍然坚持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我相信，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中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会有孤独感，他们所占比例确实非常小，但绝对量却并不少。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形成某种力量。二是中国地方大，即当年毛泽东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尽管步步紧逼，却总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这些人总会找到地方发表文章，独立、自由的声音是压不住的。三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包括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样的传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继承者，即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到这三点，我又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2007年7   月22日讲，25日——26日整理、补充）

THURSDAY, JANUARY 20, 1949
Mr. Vice President, Mr. Chief Justice, and fellow citizens, I accept with humility the honor which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conferred upon me. I accept it with a deep resolve to do all that I can for the welfare of this Nation and for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n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my office, I need the help and prayers of every one of you. I ask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your support. The tasks we face are difficult, and we can accomplish them only if we work together.

Each period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has had its special challenges. Those that confront us now are as momentous as any in the past. Today marks the beginning not only of a new administration, but of a period that will be eventful, perhaps decisive, for us and for the world.

It may be our lot to experience, and in large measure to bring about,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The first half of this century has been marked by unprecedented and brutal attacks on the rights of man, and by the two most frightful wars in history. The supreme need of our time is for men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harmony.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face the future with grave uncertainty, composed almost equally of great hopes and great fears. In this time of doubt, they look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never before for good will, strength, and wise leadership.

It is fitting, therefore, that we take this occasion to proclaim to the world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the faith by which we live, and to declare our aims to all peoples.

The American people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which has inspired this N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We believe that all men have a right to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and equal opportunity to share in the common good. We believe that all men hav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We believe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because they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From this faith we will not be moved.

The American people desire, and are determined to work for, a world in which all nations and all peoples are free to govern themselves as they see fit, and to achieve a decent and satisfying life. Above all else, our people desire, and are determined to wor